碳賬戶如何助力實現雙碳目標？
我的行為會產生多少碳排放？對于很多企業和個人而言，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這都是一筆糊涂賬。2020年9月，我國提出雙碳目標后，近一年記錄和量化個人綠色低碳行為的“碳賬戶”層出不窮，熱度升溫。
在此領域，較早開展探索、即將進入第七年的螞蟻森林，是公眾比較熟悉的一個碳賬戶形式。在近日與新京報的對話中，螞蟻集團可持續綠色公益部總監王小穎詳談了螞蟻森林推出的契機、綠色能量計算體系標準、綠色場景設計范圍的考慮、公益激勵機制的作用以及碳賬戶發展需要理清的問題等。
“當大家在城市里沒有機會種下一棵樹，而通過低碳行為在螞蟻森林積攢“綠色能量”就能申請種樹。這種公益互動，就成為了非常重要的情感鏈接，能夠引起大家的共鳴和參與，這種情感投入進而會讓用戶潛移默化地形成一些低碳習慣。”王小穎表示，螞蟻森林更希望看到“碳賬戶”這個概念對個人低碳生活產生引導，鼓勵公眾踐行綠色低碳行為，而非交易變現。而提升社會公眾參與度的關鍵，是將低碳場景延展到公眾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有吸引力且可持續的公益激勵機制。
螞蟻森林種樹攻略。截圖自螞蟻森林。
個人碳賬戶填補了公眾低碳行為量化工具的缺口
在2020年9月我國雙碳目標明確后，碳賬戶概念被更多人知曉，與之相關的碳普惠平臺在多地上線，全社會參與低碳的氛圍越來越濃。然而幾年前，公眾層面對碳賬戶的討論度還沒有這么高。
螞蟻森林的設計者們對此深有體會。“傳統的低碳管理多是從能源、交通、工業減排等角度，或者基礎減排維度來做，公眾參與的維度方面也需要構建類似機制。”王小穎回憶稱，2016年，G20峰會在杭州召開，中美兩大經濟體及碳排放國一起向聯合國交存了加入《巴黎協定》的文書，綠色金融也首次納入G20議題。
“作為杭州本地的互聯網科技企業，我們想在綠色維度上做一些事，最終確定的路徑就是構建一個以推動社會綠色發展為目標的公眾賬戶模式，在用戶的授權下記錄和量化個人綠色行為的碳減排量。這也是當年螞蟻森林設計的起始點。”王小穎稱。
時隔6年，眼下很多“個人碳賬戶”的框架都與螞蟻森林當初的設計類似：在用戶授權基礎上，平臺記錄用戶綠色低碳行為，委托外部專業機構進行量化，然后找到一個綠色能量/積分兌換出口。目前常見的出口是公益激勵模式（如由企業捐資支持生態環保）和其他眾多碳普惠類平臺上的權益兌換（如兌換生活用品、優惠券、抵用券等）。
螞蟻森林綠色能量的出口屬于前者。據王小穎介紹，得益于中國40多年的全民義務植樹倡導以及互聯網公益的興起，種樹造林對于國人來說是非常強的精神紐帶，當大家都在城市里沒有機會種下一棵樹，這樣的出口就成為非常重要的情感鏈接，能夠引起大家的共鳴和參與，這種情感投入進而讓用戶潛移默化地形成一些低碳習慣。
王小穎介紹說，在2020年雙碳目標提出后，“螞蟻森林=手機種樹”的表淺印象，已經完成了它的“階段性歷史任務”。隨著低碳概念逐步深入人心，公眾對螞蟻森林的理解和認識，正在逐步回歸其設計之初的定位：螞蟻森林是激勵公眾了解并參與綠色低碳的一扇窗口。
螞蟻森林個人主頁。截圖自螞蟻森林。
更希望看到碳賬戶對個人低碳生活產生鼓勵引導，而非交易和炒作
雙碳目標提出后，全國統一碳市場于2021年7月開市，雖然目前只納入了發電行業2000余家重點排放單位，不過碳交易模式受到更多關注。加上多地“碳賬戶熱”，有些地方將“個人碳交易”提上日程，不免讓人混淆，個人是否也能通過碳賬戶參與交易？我可以通過減碳獲取收益嗎？
在王小穎看來，現在個人碳賬戶正處于風口、“熱度”偏高，但與之不成正比的，是社會普遍對個人碳賬戶概念認知理解的“成熟度”。單看“賬戶”二字本身，很多人可能會先入為主地有一個“要用于交易”的預設，但現在各方構建的個人碳賬戶，更多是一個記錄和量化的體系，而非變現的體系。
“更希望看到碳賬戶能進入個人生活領域，對低碳行為產生指導意義，鼓勵公眾踐行綠色低碳行為。”王小穎表示，希望大家能理解，“個人碳賬戶”是一個讓人們對自己低碳行為及碳減排量“心里有數”的工具，而非從中獲益的工具。
他進一步指出了其中的關鍵：在參與者數量級達到一定程度時，不排除個人碳賬戶會鏈接金融市場、交易市場等，但目前不要把它尚不具有的金融屬性、投資交易預期抬得太高，否則可能讓人產生投機心理，覺得踐行減排行為就是為了個人參與交易并獲得收益，這就偏離了“倡導公眾參與低碳行為”這一整體社會價值的初衷。
與歐盟這樣起步較早的碳交易市場相比，我國當前的碳交易價格也還偏低。今年7月16日，全國碳市場開市一周年，成交價格達到60元/噸上下，而同期歐盟碳交易價格已是我們的10倍以上。“按照目前全國碳市場的交易價格，可能我一年費力做了許多減排的事，積攢了一噸碳減排量，但最終只能換來60來塊錢。”王小穎表示，就算個人減排能進入市場參與交易，實際交易價格與預期的落差，或也會“勸退”普通人參與低碳行為的活躍度，這也許并不利于讓綠色低碳形成社會整體的新風尚。
螞蟻森林環保項目。截圖自螞蟻森林。
豐富的場景、足夠有吸引力的激勵機制，是提升用戶參與度的關鍵
如何提升用戶對“個人碳賬戶”的理解及參與意愿？發展近七年、已擁有超6億用戶、累計產生2000萬噸“綠色能量”的螞蟻森林，總結的經驗是：側重點并不在于如何讓個人碳減排參與市場交易，而要放在如何豐富低碳場景、構建足夠有吸引力、社會榮譽感和情感鏈接的公益激勵機制，并且讓用戶能持續參與進來。
在可獲取類似于低碳行為積分的“綠色能量”的場景方面，螞蟻森林覆蓋場景的數量從最初的7、8個，已發展到40余個，包含綠色出行、線上繳費（減少出行）、循環利用、減紙減塑、節能節約五大類。“一直在嘗試著擴大場景，而且必須要擴大，深入到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樣大家在日常中才能更多地參與綠色低碳，加深對全社會低碳價值的理解。”王小穎稱。
對于綠色場景的選擇，螞蟻森林提供了三方面考慮因素。一是用戶綠色行為的減碳量要可量化，二是可以產生真實可信的數據，三是類似公交出行等行為要足夠“高頻”。
其中對于“可產生真實可信的數據”，王小穎認為是要根據實際應用場景來把握一個“度”，他舉例道：“比如近年倡導的光盤行動這種低碳行為，毋庸置疑是具有減排效果的，農業生產加工以及廢棄物的處理是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源。怎樣把’有沒有吃光’的行為數據化，現在已有拍照、AI識別等方式可以采集校驗，但這種識別背后，其嚴謹性還有待提升。如果我們從倡導和提升節約糧食意識的角度來考慮，光盤打卡是有意義的，但如果要把這部分碳減排量嚴格計量并且要對接到碳市場，那可能還不是特別的成熟。”
除了豐富的場景，有吸引力且可持續的激勵機制同樣重要。螞蟻森林近年一直以企業捐資給公益機構去實施生態項目，用不斷“上新”且“看得見的”生態項目效果來維系用戶的“情感鏈接”：從梭梭樹單一樹種增至胡楊、紅柳、樟子松等10余個樹種，從荒漠防治到生物多樣性保護，從陸地種樹到海洋保護……王小穎說，不選擇給予一次性的獎勵，而是讓大家像“通關”一樣去解鎖不同的綠色任務，這樣更能持續調動公眾參與的積極性，遠比通過尚遙不可及的個人碳交易獲得的幾十塊“零錢”更有意義。
此外，螞蟻森林還在不同時期、配合相關政策和時事豐富項目類型。例如2021年我國正式設立首批國家公園，螞蟻森林從2017年就上線了由企業捐資參與共建的“保護地”，幫助公眾提高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認知度；亞運會將在浙江舉辦，螞蟻森林今年4月聯合亞組委上線了“人人1千克（綠色能量）助力亞運碳中和”，一邊讓用戶更多踐行低碳行為獲取綠色能量，一邊由企業向亞運會捐助數額相等的、且碳交易市場認可的碳信用，來中和大型賽事的碳排放，從而帶動更多人切身體驗自己的低碳行為對社會的價值和意義。“不斷地嘗試通過豐富的項目去承載更多的社會價值，讓大家有榮譽感、成就感和參與感。”王小穎表示。
不同平臺積分核算邏輯大致相同，但細節較難統一
在螞蟻森林進行一筆生活繳費即可獲得262g綠色能量，換到一家地方銀行的碳普惠平臺上，完成一筆手機銀行水電繳費可獲得的碳積分有500分。橫向對比當前“百花齊放”的個人碳賬戶不難發現，不同平臺間的類似積分，從名稱到核算標準幾乎完全不相通。
王小穎對此解釋稱，不同平臺積分核算具有一致性和差異性。一致性體現在，無論由北京綠色交易所、天津排放權交易所、中環聯合認證中心等任一機構提供的核算標準，其底層邏輯是相同的，都會參考CDM、CCER的項目層面碳減排方法學邏輯，先確定“基準線值”，然后用實際行為排放量與基準線排放量相比較，再考慮一些權重后，得出一個碳減排數值（積分值）。
但每個具體的綠色行為實際碳減排值并不相同，在量化環節就會顯現出差異。例如點外賣時不要一次性餐具包，由于不同商家提供的餐具構成可能是不同的，就需要計算每樣餐具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又如乘坐地鐵，根據乘坐站數不同，實際碳減排值不同，各地交通基礎設施水平也不同。“很難把所有細節信息都統一，做起來復雜度較高，所以采取加權的計算方式。而且回歸到做個人碳賬戶的初衷，終極目的是為了鼓勵公眾參與并付諸減排行動，并不是要把它絕對地精準量化。”王小穎表示。
平臺間并非絕對隔離，“一次綠色行為獲得兩個平臺積分”模式已落地
目前在部分地方試點中，企業碳積分已納入征信體系，可用于銀行授信參考。“這種行為值得鼓勵，也是碳積分的一個出口。下一步就由用戶投票，看哪一種權益足夠有吸引力。”王小穎同時強調，在引導公眾的過程中，要尊重個人意愿、不能強制，否則就有人可能為了湊數而做，同樣地，還要避免因個人減排獲取的利益過于“剛性”（比如積分落戶），從而產生可能的投機行為，令參與者的個人行為背離低碳倡導的社會價值而變形。
王小穎還建議，平臺不要做排他性的建設。“現在討論到個人碳減排的時候，都會談及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叫做重復計算，即個人的一個綠色行為，在不同平臺都能獲得積分。在王小穎看來：如果是從碳交易角度來看，這個重復計算確實應該避免；但如果從激勵角度看，實際上是可以更開放來看，甚至是鼓勵這樣的”重復計算“。螞蟻森林更偏向于以開放的心態看，這是一個好事，因為有多個平臺愿意投入資源，把多重權益疊加到一個綠色行為上，只要權益提供方愿意提供資源，實際上能提高大家的參與積極度，也會避免個人行為變形的問題。”
據了解，目前螞蟻森林已和浙江、江西兩省的省級碳普惠平臺聯動。用戶授權后，其綠色低碳行為即可以在螞蟻森林獲得綠色能量的同時，也能在“浙江碳普惠”、“江西低碳生活”兩個平臺獲得綠色積分，進而獲得當地政府的一些激勵。“不做絕對的隔離、排他性的統一，而是協同性的統一。”王小穎稱，目前螞蟻森林與其他幾個省份的碳普惠平臺也在鏈接中，這相當于螞蟻森林這幾年的發展，為社會提供了一個個人低碳行為場景的“基礎設施”，螞蟻森林希望能服務到更多碳普惠平臺的建設。
個人綠色消費與企業綠色供給會相互促進
企業和個人在國家碳減排的系統中處于不同位置，二者又有相互促進的關系。
王小穎分析稱，目前國家碳減排系統簡單理解可以分為三層。第一層是電力、煤炭、有色、鋼鐵等大型排放企業，國家通過能源管控、納入強制碳市場這種直接的偏行政要求管理它們的碳排放。
第二層是絕對排放值不那么高的企業，比如快銷、連鎖及一些互聯網企業等。其中，盡管互聯網企業在科技企業中碳排放量最高，但即便是“大廠”每年的碳排放也僅在幾百噸的量級。這個群體，會通過一些行業性政策、金融政策，以及企業社會責任角度進行調節。
第三層是個人維度，是螞蟻森林等個人碳賬戶平臺主要影響的群體，在綠色消費的倡導下做出的低碳選擇，反過來會促進供應鏈上一環節的企業提供更多、更好的低碳產品和服務。
今年6月，發改委等部門印發《促進綠色消費實施方案》，要求大力發展綠色消費，明確到2030年，綠色消費方式成為公眾自覺選擇，綠色低碳產品成為市場主流。“供給和消費兩端是互相促進的關系，是一體兩面。希望在大家綠色選擇越來越多的基礎上，通過個人的綠色消費反過來推動生產側的技術、研發等進行轉型和升級，最后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轉型升級，這也是實現雙碳目標的終極意義之一。”王小穎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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